[原创]权力大于或等于生命？

蚁力

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其县长被免职，好象是对自焚者的一个交待。其实，这个处理结果好象对自焚者不公平，有拿“权力”与“生命”作交换或交易的嫌疑。  当今好象有一个公式，权力人不作为、乱作为造成人命伤亡或给国家造成损失，对权力人的处理就是免职或调离岗位，以此平息此事，这种管理文化是对生命、人权及国家的不负责。  人的生命最宝贵。免职，对权力人构不成生命的威胁，所以，拆迁中经常发生命案就有必然的成份。假设制度规定：如果出现人命案，让相关权力人陪葬。权力人还敢不作为、乱作为吗？绝对不会！因为权力人的生命与权力对象的生命绑在了一起。权力人免职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起码他还能享受生活，而权力对象失去的生命却永远无法生还。显然，权力大于或等于生命。  当权力大于或等于生命时，必有草菅人命；当权力小于生命时，必有尊重人权。  试看当今，在利面前，武官下马，文官折腰；在民面前，武官举鞭，文官横眉。这种重利轻民的社会现象不是和谐社会所能接纳的。和谐社会，权力应该为生命服务，管理应该为人民服务。把权力大于或等于生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生命如同乱泥，随手可弃，这种管理文化何谈人权，生命何来空间。  “爱民如子”，不是口头的，应该是制度上的。只有用制度去约束权力人，决不允许“权力”与“生命”作交换或交易，“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之说才有实在意义，才能消除腐败，社会才有和谐。   

阿拉梭

当权力大于或等于生命时，必有草菅人命；当权力小于生命时，必有尊重人权。     说得好，现在当官的根本不把民当人，他们搞饱了被拆职也无所谓。如果搭上他们的命，你看他们还敢不敢瞎来。

chitou

在中国，就是命不值钱，权利大于生命。

太平洋

拆迁变革不能止于问责  2010年09月26日 23:33《新世纪》-财新网     要根治暴力拆迁，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以一死两伤而悲剧性告终，宜黄县党政主要领导也被停职立案调查。这种双输结局彰显了一种进步：基层**主导的暴力拆迁被“问责”，对基层党政领导是一种警告，对自焚死伤者及其家属亦是一种告慰。   但也应该看到，要根治暴力拆迁，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仅仅是行政问责远远不够，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把“个案式问责”提升为“制度性问责”已成为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中国公众对事后追惩式的“行政问责”并不陌生。六年前，湖南省嘉禾县委书记、县长等就曾因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暴力拆迁而遭免职。当时，国务院曾专门为此召开常务会议，以求惩前毖后。但事实证明，这种问责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近年来，拆迁自焚案时有发生。面对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惨烈终止，其中包含着多么深重的无力感和绝望，恐怕只有自焚者及其家人才能体会。当唐富珍自焚身亡时，人们还为其个性的决绝而悲叹；当拆迁户被殴打或非法拘禁时，人们还会以拆迁户与基层**的利益博弈视之。但是，此次宜黄县一家三人为抗议强拆而自焚却告诉人们，表面的“博弈”包含着巨大的不公平不对等，最终凸显的只是“权力之恶”。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事到如今，以公民个人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事后“问责”，不能成为事件的终止。较之对生命的淡漠，“个案式问责”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却难以“治本”。因为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血腥拆迁的根源还在于制度的扭曲和法治之不逮，在于“权力之恶”缺乏制衡。如果宜黄拆迁自焚案仅仅局限于处分一些党政官员或增加一些补偿，那就很难避免此类悲剧重演。   今年2月，我们曾刊发社评(参见本刊2010年第7期“拆迁困局正解”)指出，在当前拆迁管理体制下，地方**掌握着城市建设和土地的规划权，掌握着土地和房屋的征用权，相当多拆迁公司和评估公司存有**背景或附属于**，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对公民合法私产的侵犯。现在，我们再度就此进行呼吁。  宜黄拆迁自焚案是生动的例证，显示这种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继续了。目前，涉及城乡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草案也早已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认为，要解决三大问题：   首先，要改变现行政绩评价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约束，畅通拆迁民事诉讼机制。要尽快改变以
GDP
、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为核心考核党政领导的机制，同时强化地方人大对党政领导和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确保**相关部门依法办事。为了克服公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应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对拆迁的民事诉讼权得以实现，凡有拆迁纠纷，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法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做出决断。当然，这些变革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尽快做起，并与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的基础上修订并颁行《城乡土地上住房征收和补偿条例》，全面、统一规范城乡房屋拆迁和补偿的程序、标准和权利救济的渠道。迄今为止，中国对农村房屋拆迁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地自行其事，自由裁量权很大。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每年新增用地的70%-80%源自对农地的征用，这必然会带来大量农村住房的拆迁。拆迁立法城乡分割早已不合时宜，必须尽快改变。  第三，把城乡房屋的拆迁立法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相结合，切实保护城乡居民的不动产权利。目前，《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其中一个主要的修改就是，按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凡是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可不行使征地权，农民集体可以土地参与开发经营。这意味着征地范围有所紧缩，而这会对农村征地拆迁产生影响。因此，在拆迁立法中必须统筹考虑，建立真正平等的拆迁补偿谈判机制。   在暴力拆迁中无辜逝去的生命不会瞑目。他们在期待，人民在期待。

kaixing

恩,这个提法新颖.死一个百姓杀一个当官的,伤一个百姓,当官的官降一级.百姓伤重了,当官的坐牢,你看当官还敢不敢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