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只是分析猜测,仅供参考,不可当真)
武汉出租车不少司机情绪发泄,说所有市场风险由司机承担,公司没有任何风险。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武汉市交委打算从2015年开始实行员工制,由公司承担市场主要风险,但员工制又不能回避座子钱这个客观事实,加上网约车兴起,行业有风雨欲来之势,所以,员工制暂缓执行。
有业内人士认为,员工制没有按预定的时间推出,并不表示就不执行。不过,即使要执行也必须有一个消化座子钱的过程,否则,行业会出现不稳定情绪。2016年,行业果然出现了维权。2017年,行业出了30号文,此时,座子钱由2015年的20万元左右,跌到8~10万元,这就给员工制的进行打下了基础。当然,座子钱的跌并不是30号文所至,而是网约车合法化后,相当于客运市场的运力在车辆数量上放开,多而贱,座子钱自然会下跌,即30号文正好赶在座子钱下跌的市场节点上。
30号文是五年期,如果在5年的时间内,由市场对8万元的座子钱进一步消化,5年后员工制的推行就没有多少阻力。
行业为什么要出台30号文,本人认为有三层意思,一是员工制的准备,二是对维权的政策引导与化解,三是对行业后五年的前景规划。
为什么说30号文是后五年的前景规划呢?本人猜测这是行业的一个纵深布局。众所周知,新能源车是国家策略,武汉不能独身其外。为此,去年8月31日,武汉市政府印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工作实施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按此规范性文件,武汉最迟在2020年要全面铺开新能源车。深圳打算从2019年元月一日开始将所有油气出租车换成新能源车。武汉是来不及了,因为武汉的新能源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很难跟上。于是,今年武汉出租车大面积换车,只能还是以油气车为主。这一轮经营权完了以后,也就是30号文的法规失效之时,座子钱的负能量也消耗殆尽,那么,上新能源车改成员工制就是一个合理有序,水到渠成的事。
2017年,武汉出租车维权高峰时,在市领导的定向指使下,客管处去杭州调研,有引进杭州模式的趣向。客管处调研数次归来,没有引进杭州模式,难道领导的话都不听了?只有一种解释,交委在出租车改革的问题上,已经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即逐步走向员工制,不能因为一个领导的一个指示而改变这个通盘计划。交委的这个通盘计划很有可能是员工制,只是在等切入的时机。按这个思路,30号文的出台也是员工制这盘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30号文的开篇就强调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可以理解为是为员工制探路。要走向员工制,关健的节点在于公司必须规模化经营,即做大做强,因为市场的风险是无限的,公司只能用规模化经营才能应对市场风险,才有实力承担主体责任。
如果真是这回事,五年后就是司机的市场,公司会到处找司机开车,形成一种公司间的竞争,而把公司真正推向服务型。
很多司机维权时要求确权,本人认为,员工制后,出租车经营权可能不值钱了,这个要站在客运市场的高度,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根据全国出租车维权现状,再纳入网约车等因素进行综合推演。
|